CCVI认为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仅仅是一种财务单位风险，并非资产或财产性风险。所有的风险，最终集中于中央政府。所以，中央政府必须为了摆脱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，而进行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，包括设立“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平台”或“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所”。
一、制度特征或局限：地方政府破产在中国不会出现
尽管广泛的观点一二再地聚焦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而置于中国制度本身的特征或局限而不顾。确确实实的是，中国根本不存在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问题。因为地方政府不是独立的财产主体，而仅仅是中央政府授权管理特定区域的一个个“部门”，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某种标准化的委托协议，管理指定区域的政权事务，其中包括有限的财产处置权、行政事权等等。因此，地方政府这一“部门”只对授权者即中央政府负责，而无需对社会做出解释，甚至无需对所管辖区域的公众解释。当然，假如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这么做，地方政府就必须要去做。总而言之，在中央政府权利治理层面，地方政府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即可，而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所有的努力，仅仅只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欢心或满意，就已经尽职尽责。
在国家作为家庭型式存在时，大致有两个形式进行组织建构，一是“大锅饭”形式，如中国，一切以家族即家长层面进行权利集中，然后由家长阶层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，对整个国家（家庭）的财产进行任意裁决，而无需征求公民或家庭成员的意见。所以，包括区域的变迁或划拨、委托管理人的权限和管理形式，都取决于终极家长阶层的意愿。终极家长阶层承担着整个国家的无限责任，家族之内的各个部门包括地方政府，仅仅根据终极家长阶层的授权范围、委托权限而行使自身的职能，不承担某一区域的财产损益及其好处或风险责任。因为，一旦某一被授权者具有某种独立承担权责利的企图，那就是对终极家长阶层权威的一种僭越，也是这一国家家庭体制所不容。二是如美国、欧洲等联邦治理形式，等于若干个小家庭（国家），通过保全自身权利主体的条件下，与若干个国家形成一种合约，这样的国家也仅仅是一个合约体制，根据相互各自独立的合约保障，授权一个特定的超越各个国家（家庭）利益的组织架构，形成一个国家形式的组织。在这样的政治管理体制下，所有的主体都承担着清晰的、有限的国家风险，包括破产的风险。也只有这样的制度，才会出现或形成真正的政府债务风险。
二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：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地方政府债务交易平台
只有清楚、并确定了中国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主体，制度特征使其根本不成立。所以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归根到底是中央政府的债务。这就说明了，地方政府无需为政府债务承担什么责任，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破产的压力。没有压力的风险、没有破产之虞的债务，还叫风险或债务吗？所以，除了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债务担心之外，地方政府是真正的“甩手掌柜”。按照这一逻辑，即知道社科院为什么发布中国国家资产报告，为中央政府缓解心理压力。很显然，这一发布，是为中央政府准备了慢性毒药，因为这一国家资产报告，缺乏对既往的损益计算、以及对预期的不确定性的评估。
恰当的做法，是尽快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资产清单，然后进行损益监测、资产价值评估、债务重组的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资产交易平台，通过资产产业投资价值链并购、包括资产证券化等，使地方政府债务在与其他地方政府债务资产、市场化交易之间，进行资产战略销售和产品设计。在交易过程，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机制。当所有的债务资产进入交易时，不但容易监测跟踪，而且转负得正。
目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理方式，仍然寄托于地方政府债券等单一的手段。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需要负债经营，而不是孤立地以债务为债务，因为地方政府在还债的同时，还需要继续不断地输血，以维持正常的财务运转。所以需要清楚的是：一、地方政府债务，将是长期的存在、也不可怕，中央政府大可不必回避这一存在的长期性；二、建立长效的、符合中国制度特征的地方政府债务交易平台，是最好的债务处理策略；三、可以鼓励地方政府部分地提供债务资产进入交易平台，而无需与地方政府在债务隐瞒或数额多少方面，进行低效博弈。
三、财务工具组合或杠杆：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
建立由中央财政、审计、金融部门监管下的地方债务重组基金，是为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平台，进行定价、评价、资源配置的财务工具组合，然后将其作为债务重组杠杆，对地方政府债务资产进行战略重组和财务处置。
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，可以包含地方政府资产清单、战略资产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引、政策金融与市场金融财务搭配、不同资产打包和股权化包括证券化产品运营等方面，以此为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进行功能定位。
CCVI经过两年多调研，得出如下结论：
1、设立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所（平台）与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，是化解和处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最优策略选择。
2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，鼓励地方政府将部分债务资产进入债务资产交易平台，并非全部。这样等于为地方政府债务资产找到增值退出渠道，包括优化产业资源的投融资合作。而不是一味地高压与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资产规模的博弈，基于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而言，这种博弈本身对地方政府的压力，并非是财务的破产风险，而是行政授权的官员升迁风险、以及在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发展预期的负面影响。
3、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与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平台之间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。重组基金是进口，交易平台是出口。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理事会，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，垂直于地方政府，属于政策金融与市场金融无缝对接机制，在具体构成上完全进行市场化运营和组成。
4、重组基金进行资产价值评估后，进行份额化设计，自然人和机构都可以购买基金份额，在投资回报率方面，安全性需要一定的政策保底，但可以细分产品品种，形成多层次投资回报体系。
5、交易平台或交易所为非赢利构成，通过交易费、财务顾问服务、产业战略合作咨询等维持日常运营，目前国家政府部门如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引的部分功能，可以分解落实到该交易平台上进行具体实施。
事实上，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与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交易平台，可以缩小到一个省市地方政府进行实验。因此，有兴趣的地方政府，同样可以向中央政府争取先行先试。
四、地方政府债务价值评估：定价和评价机制亟待形成
地方政府债务、房地产，是本届中央政府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。虽然全面改革列为重大战略，但这两大核心问题，却貌似与改革关系不大，即单纯的改革并不能解决这两问题。
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理性预期解决的范畴，需要正视如下方面：
1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风险管控意识，风险管理是一种常识管理，不能也没必要讳疾忌医。
2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会长期存在，一味行政取缔或限制无济于事。根本的措施，是如何通过体制或法律法规层面上，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界定地位、明确功能和赢利方式。
3、从长期看,地方政府债务不但会永远存在，而且只会递增而不会降低、更不可能消除。假如采取行政剥离等等手段，只会将债务风险进入恶性循环，无益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治管控。
4、与之相关的宏观形势持续压力，如通胀将会长期存在。而与此同时，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上涨，无论地方政府、社会公众，财政或财务收入一定要跑赢通胀，储蓄等保守投资的收益肯定是负数。在利率不能完全放开的情况下，金融机构的改革已到瓶颈，一般的私营银行，根本无法正常生存。所以，在投资安全心理充分的同时，多发展适合投资、特别是公众投资的渠道非常重要。而这些渠道，必须要使其收益跑赢通胀，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基金份额化销售、包括国民公共资源权益基金等衔接行政与市场的机制预设，则是从根本上解决核心问题的出路。
很显然，仅从地方政府债务而言，中央政府充分清楚仅仅从资产负债层面，对地方政府无以构成约束或压力。所以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地方政府债务，纳入官员考评体系，通过地方政府行政官员的仕途管理，希望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一定的约束力。这一约束力，很难发挥预期作用。因为地方政府债务业已成为事实，包括债务形成的惯性逻辑。特别是官员考评其他的非地方政府债务指标，都会为官员仕途留下余地或活口。因此，通过传统的、家长所有制条件下的行政授权或委托管理手段，去约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可以说毫无意义。
